杨涛

　　浙江宁波有对夫妻，两人均是独生子女，于年初产下第二胎。正在全家乐翻天时，几名计生人员上门，称按规定，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，也要经过批准才可以生育第二胎，而夫妻两人在生孩子前未办理手续，最终当地计生局决定征收社会抚养费7万余元。但夫妻俩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胎的条件，无需缴纳，目前计生部门已申请强制执行。(新华网9月10日)

　　双方均是独生子女的夫妻允许生育第二胎，这是包括浙江在内的许多省份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。国务院颁布的《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》规定，“不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，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”。而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第十八条规定：“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，鼓励公民晚婚晚育，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；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条件的，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。具体办法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。”可见，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对象应当是那些不符合规定而超生的公民。如果完全符合生育第二胎的要求，仅仅是没有履行批准程序，那就不应当作为超生对象而征收社会抚养费。

　　按相关法规，即便是符合生育第二胎条件的，确实也要到相关部门履行批准手续。但是，批准手续仅仅是政府掌握人口出生的一种手段，也是政府为新生婴儿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形式。如果符合条件的公民没有经过批准手续生育了第二胎，其危害最多不过是让政府不能全面掌握生育信息，不能有效地为新生婴儿提供公共服务，并不会给社会增添累赘，也没有给社会带来资源负担和实质性危害。政府至多可以对这类公民进行批评教育、罚款并责令补办相关手续，但没有理由向他们征收社会抚养费，因为他们并没有实质性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。

　　因为公民没有履行批准手续就随意征收社会抚养费，这是“买椟还珠”的视形式高于实质的逻辑，是根深蒂固的管制思维的体现，其逻辑与思维与前些年视未婚同居为“非法同居”如出一辙。公民没有办理结婚证就同居生活，并没有违反什么法律，只是没有结婚证这一手续，不受到《婚姻法》的保护而已，同居本身不是非法的。近些年，最高法院也取消了所谓“非法同居”的概念。同理，公民没有履行批准手续生育，不过是无法享受到各种权利，其生育本身并没有实质性违法，谈何用违反计划生育来征收社会抚养费？

　　这种视形式高于实质的逻辑背后，恐怕是公权力高于公民权利的观念在作祟。在某些监管部门看来，经过公共权力批准与同意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否则就是对公权的藐视，否则即使符合条件，也必须征收社会抚养费。在某些人看来，公民权利事小，而对权力的敬畏事大。当然，这里面也不排除某些监管部门利用这种手段来牟利。